1  背景

1.1 缺乏专业训练，灾后心理援助出现应激反应

尽管中国人口众多，灾害频繁，但5.12大地震发生前，心理援助的概念对广大民众来说较为陌生，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缺乏专业的创伤后心理援助训练。当巨大的灾难到来时，许多医务人员、教育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等在应激中自发投入到灾后援助，各种心理救助和干预的派别和方法无序进入灾区（吴薇莉，2009），无意中给灾区一些民众特别是丧失至亲的民众留下了二次创伤。 

1.2 缺乏有序架构，灾区心理援助培训较为混乱

整个四川灾区在最初的灾难应对中缺乏心理援助队伍建设的整体布局与设计，特别是缺乏长期的、有效的跟踪培训和指导，导致很多的高品质的培训没有产生长期的有效的回报。一是培训组织上重复指挥、重复要求，灾区的心理援助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专家和各类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大多培训组织方认为“培训越多援助效果就越好”，导致通过各种渠道自上而下强制下达培训要求，片面追求培训覆盖面，很多基层单位对铺天盖地的培训疲于应付（吴薇莉，2009）；二是培训内容上五花八门、交叉重复，从危机干预、创伤心理、团体辅导、沙盘治疗、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到舞蹈治疗、运动治疗等等全部涉及并且大量重复，以至于灾区受训者到后期一听讲PTSD就抵触；三是受训人员缺乏筛选与跟踪支持，受训人员在专业水平、受训动机、信息接受方式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加之当地工作团队及专业指导的缺乏使得后期援助工作倍受挑战。

1.3 生态系统遭受考验，心理援助需要借助当地力量

对心理障碍患者或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来访者进行长期、稳定、系统的心理健康服务是决定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Luborsky L，Auerbach AH，Chandler M，et al，1971）。地震发生后，为了开展长期的心理援助工作，各专业机构和民间团体对灾后心理援助的工作模式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本地建立心理援助工作站是目前较为有效的工作模式（刘正奎，吴坎坎，张侃，2011），培训一支以当地教师和咨询师为主的线上线下服务队伍成为灾后心理援助的有力保障（陈雪峰，王日出，刘正奎，2009）。而外地心理援助的短期性决定了外地心理援助队伍只能做应急性、应对性以及指导性工作，同时，外地心理援助队伍与灾区当地民众心理环境的链接有局限，比如语言的局限、当地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差异的理解局限等，只有建立起当地的心理援助队伍才能长期有效的对接民众心理需求。

1.4 基础较为薄弱，灾后培训模式亟需加强探索与实践

通过查阅国内外关于灾害当地心理援助队伍培训模式的相关研究的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短期的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领域，如林崇德等在对灾后中小学生的长期心理援助模式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在灾区建立TAT（teacher as therapist)的干预理念，提倡把教师当作一个提供支持的资源,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林崇德，伍新春，侯志瑾，等，2009），但并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地震后，李静等根据此次中国汶川大地震受伤人员以及救治方式等的特点提出了对汶川地震受伤人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框架（李静，李小麟，王丹，等，2011），但缺乏相应的实践支撑；刘东梅等采用脱产集中学习的培训方式、以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研究(PLA)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尝试探索适合于四川地震重灾县基层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心理咨询培训的模式（刘东梅，李绍敏，陈玉兰，等，2011），但仅限于短期模块式培训。Stan Kutcher等（2005）在对灾后社区心理健康培训师的培训项目中所构建的训练当地专业人员的整合模式（train the trainer）也是属于短期的专业人员的临床能力训练，无法效仿用于中国灾区的心理援助队伍建设；日本心理临床学会富永良喜等（2010）在汶川地震后，也对中国心理援助专业人员做了许多工作坊，希望培养一批能对灾区心理援助工作予以指导的队伍，但由于国际援助的短期性和特殊性，受训的心理援助专业人员并没有一个长期做灾区心理援助工作的计划，培训后的长期效应很难凸显；但作为地震频发国，日本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防灾减灾体系，在灾后心理援助方面的经验丰富，特别是在如何建立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灾后心理应急系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小林朋子，2011；胡媛媛，李旭，符抒，2012)。

2 心理援助队伍本土化的培训体系探索

2008年5.12地震后，接踵而至的各类心理培训极大唤醒了灾民心理康复意识，为建构本土化的培训体系，从2009年开始直至2013结束经历了为期4年的持续摸索和不断修正，为灾区留下了一大批从事心理健康的工作队伍。

经由各地相关机构推荐及自由报名等方式，来自地震重灾区区县中小学的522名心理健康工作者参加灾后心理援助培训，覆盖了绵阳、广元、德阳等地的260所学校。

2.1 灾后心理援助培训需求调查

考虑到灾区各地实际工作差异性及学员水平的层次性，为提高培训实效，进行了灾区心理健康工作现状及需求调查。

调查内容：培训诉求及前置受训情况；

调查对象：重灾区所在的教育局（教科所）、灾民安置社区负责人、当地居民、中小学校长、教师和中小学学生等286名人员及报名参加培训的522名学员；

调查方法：焦点访谈及问卷调查（自编问卷）； 

调查结果：来自灾区的大部分老师都希望通过培训可以减少由地震带来的恐惧，并且认为只有老师自己的恐惧和伤痛减少了，才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各学员知识背景差异性明显、需求多元化，10%的学员曾接受过专业的理论与技能训练（有较好基础）、15%只是临危受命（毫无专业背景）、75%曾在灾后多次接受相关培训（有基础，但系统性及规范性缺乏）。

2.2 灾后心理援助培训内容设计

培训主题：以能激活民众和学生的心理康复特质为出发点设计灾后心理援助相关理论与方法实践的培训主题；

培训形式：多项目支持，采用多层次、多阶段连续培训；

培训目标：“科普+专业”相结合（普及指标：提高灾区心理健康基本工作队伍的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专业指标：提高骨干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和专业理论水平），建立当地心理援助队伍；

培训对象：通过选拔、考核后的灾区心理健康工作者；

培训时间：2009年—2013年。

2.3灾后心理援助培训实施情况

  本文的培训体系主要由科技部863项目《5.12地震灾区心理危机救援模式》子课题《重大灾后培训模式和体系研究》（以下简称863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512地震灾区民众心理康复特质研究》（以下简称教育部项目）以及北大壹基金和聚光科技童心康复项目（以下简称童心康复项目）共同支持完成，本文所总结的培训模式也是在此基础上总结而成的。863培训项目的总体设计是开展基本层、骨干层和师资层的连续培训，但在项目实施中发现要实现灾区心理健康工作的造血功能，师资层的培训需要长期系统进行，863项目无法支持完成长期连续的培训，于是童心康复项目的出现支持完成了最初设计的师资层（由于在实际工作中该层学员的功能不仅是教学与培训，还成为当地的核心团队，因此本文修改为核心层）的长期培训。具体情况如下：

2.3.1 基本层开展不同主题的三期培训

基本层培训覆盖了绵阳、广元、德阳等地的260所学校，共有522名学员。

第一期主题：自我修复与成长。由于大部分学员在震后一年中接受过各类关于PTSD、急性应激反应、危机干预等培训，有了基本的创伤后反应与干预的概念，但对创伤后成长的了解不多，因此我们根据灾后心理康复特质的研究，聚焦于对既是灾民又是灾区心理工作者的学员修复创伤提供帮助，通过学习自我照顾与滋养而获得助人自助的心理能量，增强学员学习和做心理工作的动机。 

第二期主题：中小学心理教育操作实务。这是灾难适应期过渡到生活适应阶段，根据我们在教育部项目研究中的发现, 这一时期中小学生核心的心理康复特质表现为建立乐观与希望、乐群性、问题求助方式、安全感的建立等方面，因此培训中需关注培养教师如何灌注学生的乐观与希望、乐群性、安全感和问题解决训练等的实践操作技能。灾后第二年，大多学员和灾区民众前期对灾难的创伤、恐惧等已渐渐的减轻，随着学员在实践经验的积累，也渐渐对心理健康工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与疑惑（如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训练的非专业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融入心理康复特质的元素，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课和班会活动？如何在中小学开展团体辅导，将有限的资源帮助到更多的学生？如何进行案例讨论与督导？），这些问题是参加培训的大部分学员在实际工作中急需提高的部分。

第三期主题：中小学学生原生家庭与其心理健康、人格发展的关系。主要从理解家庭、当地文化与人格健康的关系角度从救援向防治转变，进入灾后第二年末，大部分灾区民众已渐渐恢复到正常生活轨道，来访者的许多心理困扰也凸显出了系统性的问题，比如灾区农村父母大量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问题成为普遍现象，有些学生的异常情绪和行为看似是地震的原因，但深入交流发现地震影响的背后，往往都深藏着一个不够温馨和谐的家庭，仅仅关注问题孩子而不关注给孩子带来困扰的家庭系统，来访者很难有真正的转变和帮助；同时，灾后也出现了大量重组家庭、单亲家庭、收养家庭等等，如果不能适用这样巨大的人生转变，势必带来心理困扰甚至疾病；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贯穿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也是培育我们、影响我们、滋养我们一生的场所和力量的源泉；如何从地方文化和家庭系统的角度理解和促进一个人的成长是每位心理健康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常识；因此，第三期的培训聚焦于以当地“文化—家庭—学校”这样立体的环境视角来解读来访者的行为和心理。

表1  基本层培训情况

2.3.2 骨干层开展实操训练的进阶式培训

从完成基本层的第一期培训后就开始考核选拔进入骨干层的学员，最终共有96名进入集体授课（两阶共48学时）和集体案例督导训练（每两月一次）。他们同时也要完成基本层的第二、三期培训，且在第三期培训中还要完成嵌套训练——培训师的培训。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骨干层培训情况

2.3.3核心层的专业系统化培训

  863项目和教育部项目完成了基本层和骨干层的培训，核心层的培训完全由童心康复项目支持完成。先后共有69名来自骨干层和部分来自当地教育局推荐的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学员进入核心层，接受为期三年的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专业化训练。

培训集中分布在绵阳、北川、都江堰、彭州等四个点，每月培训两天（一天专业课程培训、一天专业督导），培训内容涉及基础理论（发展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家庭治疗理论与技术、认知行为学派理论与技术、动力学派理论与技术）、基本技能（诊断、咨询、危机干预、团体辅导、主题班会、教育与宣传等）以及实践指导（儿童青少年及家长干预方案训练、个案概念化指导、个案指导、自我成长、评估工具使用等），每个点都分别由来自北京大学、西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大学的专业督导师和培训师进行授课和督导（钱铭怡，高隽，吴艳红等，2011）。

各年度培训内容及学时数安排如下：

针对儿童青少年干预方案（12+12+6）、针对家长的干预方案（12+12+6）、儿童青少年变态心理学（16+16+8）、家庭动力与亲子互动（8+8+8）、心理咨询与治疗引论（24+24+20）、发展心理学（8+8+0）、动力学派心理治疗（0+8+16）、知行为学派心理治疗（0+8+16）。其中括弧内数字为各个年度的学时数分配，如“针对儿童青少年干预方案”第一、二、三年度分别为12学时、12学时、6学时；发展心理学在前两年授训，动力学派心理治疗、知行为学派心理治疗在后两年授训。

2.3.4 灾后心理援助队伍培训概况总览表

表3 灾后心理援助队伍培训概况总览表

2.4培训效果

2.4.1 学员培训反馈情况

  从基本层培训的反馈情况看，在“自我修复与成长”主题的受训中，学员对授课方式、课程内容、难易程度、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均超过90%，其中对授课方式最为满意、其次为整体设计、课程内容；在“中小学心理教育操作实务”主题中，培训的总体满意度为89.5%，其中67.9%学员希望今后可以参加连续定期参加培训、25.6%学员希望参加特别主题的培训、23.2%希望参加类似培训，81.3%学员认为培训对其今后工作很有帮助，72.6%学员认为培训很好地提高了个案诊断能力、71.4%学员认为培训让其开阔了思维、68.7%学员认为培训提高了实践操作技能、52.3%学员认为培训提高了理论水平；在“中小学学生原生家庭与其心理健康、人格发展的关系”主题中，培训满意度为100%，其中，43.2%学员认为该培训较有帮助、56.8%学员认为培训极其有帮助。

核心层培训反馈：资助方童心康复项目选择的第三方——深德公益的独立调查结果显示：单独访谈了参加训练的中小学心理教师9 人，其中2 人对项目表示满意，7 人对项目表示非常满意[6]。

2.4.2 学员后期成长情况

骨干层和核心层的学员，尤其是来自都江堰、北川、绵阳、彭州等地的核心层学员目前均已成为当地的心理健康专家。其中，有的被聘请为当地家庭教育专家，有的被提拔为当地教育局或教科所心理健康工作负责人，多数都被所在单位任命为心理健康专职人员。

团队成员也开始在当地发挥出特定的影响力，以都江堰为例：都江堰团队的老师们2011年都被都江堰市关工委、市妇联、市教育局聘为都江堰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每年会免费到学校和社区做家长做讲座，如在都江堰市塔子坝中学为初三学生做如何缓解中考压力的讲座；在蒲阳中学为100多留守儿童做讲座，并进行跟踪服务，同时为该校300多位家长做讲座；为都江堰城关幼儿园家长做了《小班儿童教养方式》的讲座等。

3 突发灾难的社会心理援助培训体系的构建

3.1 UTS模式的提出

回顾由三个项目相继支持完成的灾后心理援助队伍的整个培训过程，我们再次进行提炼和总结，从参训者的选拔、培训内容的设计、培训方式的调整与完善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由面到线，再有限到点、由浅入深、由科普化到专业化、由零散到系统的培训体系。

根据队伍的选拔构建、培训的阶段式推进、培训方式的设计等特点，我们认为在灾后心理援助队伍本土化的培训体系上可形成伞形培训体系（Umbrella Training System，UTS），这个体系由3T构成，即包含了梯队式培训(Training in Echeloned，TIE)、阶段式培训（Training in Phases，TIP ）及沙漏式培训（Training in Hourglass，TIH）三部分。

3.2 UTS模式的基本内容

3.2.1梯队式培训（TIE）

在灾区构建三个层次的心理援助队伍——基本层、骨干层、核心层。

基本层——具有心理教育能力的教师（Teachers with the Ability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TAPE），如班主任、科任老师；该层犹如一把伞的伞面，覆盖面最宽，平时分布在各自的岗位上，可以将学过的心理健康知识融入到课堂、生活中，由此影响身边的师生。一旦有危机发生，这把伞一撑开，他们就可以成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的主力，覆盖到所在的区域。对基本层人员的培训越多，伞面就越大，覆盖的区域就越广阔。

骨干层——具有心理辅导能力的教师（Teachers with the Ability of Counseling，TAC）,如兼职做心理辅导的德育教师、校团委书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该层犹如伞的长骨架部分，对整个伞起着平衡与支撑的作用，是灾区心理援助的骨干队伍，他们的岗位也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对学校师生的心理健康起着促进的作用。

核心层——具有危机干预和心理健康培训、指导能力的专业心理咨询师（psychological counselors，PC）（专职心理咨询师）。该层犹如支撑和稳定伞长骨架的短骨部分，在当地成为引导灾区心理援助的核心力量。这支队伍对当地的心理健康工作起着旗杆式的引领作用。

伞柄：这是支撑整个伞的核心支柱，在我们4年的培训中，主要由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的专家督导师和培训师组成；5年培训完成后，这个伞柄移交给核心层，成为当地心理健康工作的支柱性团队。

3.2.2阶段式培训（TIP）

从面到线、从线到点分阶段进行培训，第一阶段主要基本层的三期培训，第二阶段是骨干层的进阶培训，第三阶段是核心层的长期系统培训。 

3.2.3 沙漏式培训（TIH）

无论是基本层还是骨干层、核心层的受训者，大部分均非临床心理健康专业背景，甚至基本层的学员中很多都是因地震后的紧急需求而被学校派来学习的，既无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也无实际的心理健康工作经验。而对灾后心理援助队伍的培训，既不是培养科班的心理健康专业人才，也不是简单地培训校园心理活动的操作员，而是要把这支队伍培训成有心理健康基本理论指导下的校园心理健康工作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实践应用者，能够将培训内容转化到实际工作中。因此，我们在培训方式上做了细致考虑，设计了一套沙漏式的培训模式，使培训的信息输入和效益产出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被吸收和转化。

一是信息的输入采用沙漏滴入的方式。由于灾区各学校选派来的受训者多为灾区学校的工作骨干，日常工作十分繁忙，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方式看似信息传递效率高，实则与教师吸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为什么灾后很多人接受了大量心理援助的培训，而实际应用效率不高的原因。因此我们每次培训内容的设置采用焦点问题解决式设计，遵循“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原则传递培训信息，避免因信息量过大而不能吸收，造成培训效率低下。沙漏式滴入不仅消除了受训者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学习焦虑，还逐步地提升了学员的学习胜任感和兴趣，学员们更加主动地踏上了心理健康工作的自我学习和成长的旅程，使培训由有限时空的信息传递变成了生涯成长的引领，许多学员目前不仅留在了心理健康工作队伍中，而且成为了当地的心理健康工作的主力军。

二是鼓励学员用沙漏式输出的方式将所学内容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我们对培训采用过程管理（学习后应用的评估与考核）+结果管理（工作效果的考核）的方式，要求并推动学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每学期开设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健康班会、校园团体心理活动、校园心理健康教育宣传、以及个案讨论与分析等。遵循“慢就是快（slow is fast）”的原则，让学员逐步消化所学内容，自然将所积累的知识用于工作中，而不是带着压力和焦虑急于展现或接受考评。 当学员展示着自己的工作成果时，不仅仅是一些图片、文字、影像的记录，更是自我效能感提升的见证。

3.3 UTS模式的实施程序 

     基本层主要训练心理健康科普工作者。

     本文中的培训是从灾难一年后开始的，而我们所选学员在地震的第一年中大多已经接受过创伤心理、急性应激障碍、PTSD等等相关培训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了自我修复与成长的训练部分，在UTS模式中，基本层第一期的培训中可加上PTSD的相关内容，其目的是了解应激反应，懂得如何进行稳定化工作。第二期可以根据具体培训对象的不同选择他们将来相应工作的操作性实务培训内容，目的是恢复与适应。第三期要从发展性角度看灾后的心理问题，加强家庭、社区的心理健康资源的理解与帮助的训练。

     骨干层主要训练实践指导者。可以根据学员不同的工作对象设计不同的心理健康实践指导训练。

     核心层主要训练当地的培训师和督导师。主要加强系统理论的训练、实践能力的训练，以及培训能力和督导能力的训练。

4  讨论

4.1 UTS模式的优点

4.1.1 尊重了个体差异性及心理反应的时序性特征

一是融入地域文化和环境差异。山区和丘陵等地区藏羌族民众与平原的汉族在生存环境、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存在着诸多差异，其灾后心理自我修复也不同于一般群体。在培训模式中，我们设计了一套伞形培训体系并据此分层抽样培训学员，覆盖了广元、绵阳、德阳的260所学校，较好地培植了当地心理援助力量并辐射到各个区域，较好地促进灾区自我能力建设，而且经过培训的当地人员具有语言与文化的优势，这是外来志愿的专业人员无法比拟的（钱铭怡，钟杰，徐凯文，等，2009）。

二是尊重学员背景知识及诉求的差异。在培训启动前，我们在灾区开展了大量灾区心理健康工作现状调查、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与问题调查，为培训的课程设计及教学方法实施提供了基础性信息，并据此在培训设计上采用了沙漏式培训（TIH）模式，以使培训的信息输入和效益产出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被吸收和转化。

三是注重灾后民众的时序性心理特征。根据灾后心理的时序性变化，对基本层、骨干层、核心层都分别采用了进阶连续培训模式，而且在灾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的培训内容及设置上各有所侧重，并尽量体现当时民众心理需求。

4.1.2 便于操作实施

由于UTS模式采用的是分层、分阶段、滴注的方式进行，将受训者的专业和需求差异、灾后心理反应时序性差异、工作与培训的冲突差异等等考虑进了模式中，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操作起来更加有序和容易，对学员的学习要求和产出要求也有针对性和适宜性，阶段性的培训目标也使培训效率更高。

4.1.3 提高培训实效

UTS模式避免了重复培训和不切实际的培训，提高了效率。

4.1.4 实现了造血功能

在心理援助专业人员主要分布于大城市,而灾区极其缺乏的现实条件下，UTS模式中通过对灾后心理重建中担负重要角色的当地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基层干部、医务人员等）的系统培训[3]，为当地建立一支稳定的可持续开展心理援助服务的本地力量，产生了长效保障的效能。

4.2 UTS模式的不足

4.2.1 实施过程的系统化有待提升

对四川地震灾区心理援助队伍的培训，历时4年，多项目分段完成，最后总结归纳形成了今天的UTS培训体系，还有很多方面缺乏系统性，由于现实工作需要、经费限制及培训时间紧张等情况下，造成基本层、骨干层、核心层的培训交叉进行，UTS培训的的理想层次应是“基本层——骨干层——核心层”循序进行。在灾后心理援助本土化培训体系的探索上，特别是在人员选拔路径、内容设置、评估体系、队伍的后续督导等等，期待将来国家和地方政府能从更高的层面统筹进行。

4.2.2 后续检验未能持续进行

    UST培训体系的构建先后依靠科技部863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北大壹基金和聚光科技童心康复项目才得以完成，其中经历了因缺失经费而不得不中断半年，之后找到项目经费支持才得以继续完成的尴尬困境，加之其他客观因素影响无法完成效果检验。

4.2.3 前后实证评估缺乏

5.12大地震后，有大量关于心理援助的组织、机制构建、模式与方法、支持系统研究等等的总结，却没有灾后长期培训模式的总结与研究，本文正是基于此将我们坚持了4年的培训实践所探索出的系列模式进行总结和提炼，故未能在前期严谨地进行科学理论设计，导致前后实证评估缺乏。

最后，本文的完成是基于各项目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在此特别感谢华西医院张伟教授及“863项目组”全体成员，北京大学心理系钱铭怡教授、吴艳红教授、钟杰副教授、心理系研究生王雨吟博士、李松蔚博士、高隽博士、王小玲、李瑶等，成都大学卢勤教授、西南财大孔勤教授和姜启壮副教授、四川大学黄丽珊教授等“北大壹基金和聚光科技童心康复项目”全体成员，以及“教育部项目组”全体成员！感谢日本心理临床学会、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的全体专家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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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媛媛,李旭, 符抒.（2012）.日本灾后心理援助的经验与启示.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版），14，65-68.

[3]李静,李小麟，王丹，等.（2011）.汶川大地震受伤人员心理干预理论框架与初步实践[J].华西医学，23，834-835.

[4]林崇德，伍新春，侯志瑾，等.（2009）.灾后中小学生的长期心理援助模式——基于TAT和SAP的比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48-53.

[5]刘东梅,李绍敏,陈玉兰，等.（2011）.四川地震重灾县基层医疗机构心理咨询培训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8，534-535,550.

[6]刘正奎,吴坎坎,张侃.（2011）.我国重大自然灾害后心理援助的探索与挑战.中国软科学, 5，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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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uborsky L,Auerbach AH,Chandler M,et al.(1971).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utcome of psychotherapy:A review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Psychol Bull,1971,75,145-185.

[11]Kutcher S,Chehil S,Roberts T.(2005).An integrated program to train local health care providers to meet post-disaster mental health needs.Revista Panamericana de Salud Pública, 18(4-5),33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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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林朋子.(2006).新潟県中越地震被災地における子どもの心のケア活動——中越での危介入コンサルテション通して.岡報静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告(人文社会科学篇),56,280-281.